今年的元旦前后，我回国探亲时，在北京略作辗转。
到达的当天，在酒店昏睡了一晚上，时差带来的困倦才稍微消解了一些。早上六点钟的时候就醒了，可外面依然是暗暗的夜。一直捱到快七点，终于看到淡青色的天际。空空的肚子使我按捺不住，便信步走出门去，想四处寻些吃的。北京那时的早上已经很冷，鼻尖都能嗅到丝丝寒意。我穿了一件不太厚的棉衣，走了不过五分钟，就不由得耸起了肩膀，把脖子往衣领里面尽量缩一缩。我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可是多半时间都是在校园里，对市井并不熟悉，一时找不到卖早餐的地方。街上的行人也寥寥无几，无奈之下便沿着一条大路走下去。
拐过一个丁字路口，便看到贴在沿街玻璃墙上的早餐招牌。我心中一喜，掀开棉布帘走了进去。原来这是一个小型商场，入口的左侧拐角处开了一家小餐厅，格局类似最常见的奶茶店，狭小而现代。商场还没到营业时间，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员工在准备，餐厅便显得冷清。我抬头看了一眼菜单：胡辣汤赫然在列，这让我精神为之一振，不由分说便点了一碗。等到端上来，才明白这汤跟我熟悉的胡辣汤相去甚远，不过是重名罢了。这情形恰似你在人群中发现一个熟悉的背影，兴冲冲去拍肩膀打招呼，却发现认错了人，初始的欣喜瞬间变成一丝若有若无的失落，让人怅然。
一个河南人，但凡还记得家乡和亲人的名字，想必不会不记得胡辣汤。
胡辣汤这名字初看起来浅显易懂，可细究起来才知道谬者久矣，三个字一个都不对。“胡”字据说来自于创始人的姓氏，可因年代久远而终不可考。在我看来，“胡”字或为胡椒的胡，得其味道的要义。或者如别名而言该做“糊”，得其外形的要义，因为它确实是糊糊的稠状。“辣”字颇有误人子弟之嫌，因为胡辣汤中并无辣椒，“辣”实际为“辛”，是胡椒等调味料产生的刺激性口感。辛辣因多连用而被后人混用，可二者味道的来源却相去甚远。“汤”字则简直就是指鹿为马了。说文解字里记载的清楚：汤者，水也。中国食谱中也记载，做汤的要义乃以清澈透明为上。可这胡辣汤，不但整碗呈粘稠状，还在里面隐着满满当当的粉丝，面筋，黄花菜，肉片和木耳等物，实在寻不到清水的痕迹了。
依我愚见，国人的饮食文化堪称世界第一，这单单从起菜名便可见一斑。文化必然是依附在满足生理欲望之上的创造。正如同“仓廪实乃知礼节”一般，饮食文化想必也是人们在满足口腹之欲之后灵光一现的产物。中国的菜名从来都脱离了它的食材，如果事先不做功课必然捉摸不透。比如“蚂蚁上树”不过是粉丝肉末，“霸王别姬”是鸡肉和鳖肉同盘，“母子相会”竟是黄豆炒豆芽。更不要说“老婆饼”、“夫妻肺片”和“花毛一体”了。尽管名实不符，胡辣汤还是名满全国的河南的第一小吃，名头提起来也颇为响当当。可如果在西方国家开一间胡辣汤店，依据范例，菜单上大概是这样的：Hulatang：spicysoupwithbeefandpotatonoodle（胡辣汤：一种辣的牛肉土豆粉丝汤），实在是有些煞风景。
我记忆中的胡辣汤还是八十年代的模样。多半是在县城的早餐铺，有一口直径约一米的大深锅，下面有细细的底火煨着，汤面上会咕嘟咕嘟地冒些细泡，把浓烈的香味通过袅袅的蒸汽远远地向四周传出去。老板（或者老板娘）会时不时用大勺子在锅里来回搅拌几次，防止粘底。赶早进城的食客坐在木头条凳上，向老板招呼：来两碗胡辣汤，两个烧饼。汤用浅浅的青瓷碗盛着，色泽暗黄或深红，端到面前时香气四溢，让人不禁满口生津。在汤上滴些香醋，用调羹来回搅拌均匀，就着刚出炉还带着焦香的烧饼呼呼啦啦地喝起来，酣畅淋漓，是解馋又充饥的上品。胡辣汤最适合在早上喝，其中又以冬季的早晨为佳。它味道香辛，口感温厚绵润，一入口便调动起全部的味蕾，让人精神大振。及至汤由口传入腹中，温热之气便贯穿全身，熨帖之感让人受用不尽。是御寒的不二之选。
从我离开扶沟上学开始，胡辣汤也很少喝到了。我还在北京生活的时候，有一次路过郑州，朋友给我送了几箱胡辣汤料。到了北京依照说明做出来尝一尝，终究是有名无实。等到去了异国他乡，机会更是寥寥。后来在DC认识了极爱上自习的于同学。他是河南老乡，从家里带来了祖传配方的汤料，还热心地组织朋友们一起喝过两次，的确是我近年喝过最接近家乡的味道，只是粘稠度比扶沟的胡辣汤还要减一些。
不知道我记忆中的扶沟胡辣汤为什么像糊糊一般那么稠，也许是乡愁太浓，化不开吧。
（全文完）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