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CCTV-13）《新闻周刊》栏目，以7分12秒的时长对杭州市检察院未成年人强制报告制度相关情况进行了专题报道，现将视频和同期声转载如下。
白岩松
日前，《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对收容教养制度进行改进完善，不再使用收容教养这一概念，将有关措施纳入到专门教育，而对大连那位杀人少年的三年收容教养，已经是最严的顶格处理，面对这不能更改的结局，相信很多人都会想：防范这样隐秘的犯罪，如何关口前移，尽早的发现他们呢？
强制报告制度
揪出家人猥亵女童案
资料图
年1月，9岁女孩兰兰告知父母，自己被家人猥亵，但爸妈不信。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徐萍：
如果父母支不支持那么孩子的求助往往可能就化为泡影，当真的看到了有一些案件过来的时候，心里还是蛮沉重的。
年4月兰兰再次被猥亵，她偷拍全过程并上报村里。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徐萍：
通过他人之手的话，把这个情况反馈到了我们司法机关，这孩子也很勇敢。
这起家庭猥亵案发生在浙江某村，村妇女主任将兰兰的举报上报给当地妇联，妇联直接报给了杭州市检察院，证据被迅速固定，猥亵者很快被法律制裁。兰兰得到司法救助，检察机关第一时间拿到第一手证据，首先得益于不久前，最高检等九部门联合试行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徐萍：
强制报告制度试行以来，报告的责任主体最多的是我们的医疗部门。医疗等部门在发现这样的一些未成年人，可能遭受侵害或者疑似遭受侵害的情况时，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那么同步也向检察机关报备。
简言之，任何人和责任主体，只要发现未成年人遭到性侵、虐待、拐卖等9类侵害或疑似侵害的法定情形，就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履行报案或举报职责。事实上，该项制度在被最高检等部门推向全国前，杭州市萧山区年4月已率先推行了该制度。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徐萍：
萧山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性侵女童的个案当中发现，医院，都没有及时把孩子的异常伤情，进行一个告知，在医院进行救治的时候，我们的医护人员发现孩子的伤情异常。那么随即通过拨打电话报警，发现了这样一起隐案，从个案得到这样一个启发，说他们希望能够建立起这样一项强制报告机制。
徐萍所说的隐案即性侵猥亵、虐待等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具有隐蔽性，兰兰一案属于熟人作案的典型隐案。有数据统计，熟人作案占比70%以上，亲情、伦理、生活保障等因素都能成为报警维权的障碍。
隐蔽性的另一层含义即，因证据不全、保护未成年人意识不强等因素，行政机构等责任主体存在不予受理和报告现象。强制报告制度正是为了解决未成年人被侵害后发现难、预防难、取证难而加重侵害的问题。另一方面，如何积极开拓更多渠道，让更多人以更主动的姿态加入报告行列，决定着强制报告制度发挥作用的广度和深度。
蚂蚁集团天枢安全实验室专家王群：
传统的像是在的检察网，以及的电话一个投诉举报，对于民众来说的话，这个参与度是比较低的。其实就算是群众是有相应的线索，他也觉得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顾虑所导致的，我不进行举报了。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检察部门的话，相对来说接收线索是比较滞后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是想做中间的一个桥梁。
王群曾在检察系统工作8年，熟知证据收集之难，在他看来，强制报告制度要打消公众因报告泄露隐私而可能被打击报复的顾虑。徐萍及同事则在试图解决线索源于公安单一渠道的问题。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徐萍：
杭州是一个互联网高地，我们在进一步深化强制报告制度的同时，也考虑到了是不是能够以这个科技赋能的形式，能够助力我们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我们是想进一步拓展我们检察监督渠道，能不能有一个全民参与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支付宝的用户黏性比较大，另外一个用户的覆盖面也比较广。
今年1月，杭州市检察院与支付宝安全中心，正式发布“检察监督线索举报—杭州”小程序未成年人保护专栏，兰兰一案中的县妇联，正是在媒体和系统内部宣传下得知该程序，通过文字、视频、定位等实时上报案件，并直达杭州市检察院。
蚂蚁集团天枢安全实验室专家王群：
如果您选择实名举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加密的渠道，跟杭州检察院的后台系统进行实时对接，保证这个数据肯定是在安全的范围之内进行传输。对于像匿名举报这一些线索的话，设定一些必填的一些项目，会有一定指引引导，就是说必须得填哪几类元素。
目前，杭州共发生涉强制报告刑事案件34件，同时还对制度落地不利者发出检察建议书14份，显然，只有长出“牙齿”的制度设计，才能让责任主体有报告意识，而科技赋能拓展多元渠道报告，也才能让更多人敢于更早发现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让未成年人免于继续被侵害的可能。
除此之外，《中国青年报》、《浙江法制报》头版刊登，最高人民检察院抖音号发布。
来源
“央视新闻周刊-岩松说”